不论是统计数据，还是老百姓的直观感受，相信事实正以毫不隐讳的姿态在人们面前浮现———全国多数城市的房价上涨速度依旧未能得到有效遏制。综合近期各地的市场数据来看，北京、广州、深圳等一批城市的购房者正在新一轮房价暴涨当中泥足深陷。此外，闻风而动的价格疯涨形势亦在横扫某些二三线城市。

    需要看到，在此轮被冠以“疯狂”一词的价格变动形势背后，新的价格形成机制亦得以确立，即除了季节性的房价例行浮动之外，逐月递增或以周累计的“短周期性”价格变动机制主导了各地楼盘。

    历时三年之久的调控努力，在价格层面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，反而换来一场持续性“疯狂”。有人表示失望，认为政府倾九部委之力，渐次启动税收、土地、金融、行政四大手段对房价进行调控，尚不能迫使房价调头向下，是因为房价“实难遏制”。

    不得不说，这一结论有情绪化的成分。即使调控已逾三年之久，也不能就此说明调控拖沓无用。政府之所以不草草地将房价一棍击落，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与战术权衡有关，考虑到房地产业对整个经济体的“捆绑效应”，政府可能更愿意以一种非绝对强制性的、刚柔并济的手段来调整房价，在投鼠忌器的心理作用下，期望短时间内鸣金收兵、得胜回朝似乎不大现实。

    当然，调控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没有适时解决，也妨碍了调控进度，这是必须承认的。

 促使房价“疯涨”的主因无外乎三类：游资的大量涌入；供需结构失衡形势仍未矫正；囤积惜售、哄抬价格愈演愈烈。由此，制约调控效果的瓶颈问题实质有三：一是我们迄今还没有弄明白，哪些是投机需求，哪些是真实需求；二是政策性住房供应仍没有到位，保障体系捉襟见肘；三是市场信息传导机制失灵。

    首先，既然我们可以管制境外资本在境内的投资购买行为，当然也能够严密监视和控制境内异地流动的资本及其投资购买行为。在不好界定谁是谁非的时候，但凡异地流动的楼市资金，最好一刀切，严格限制其交易行为。如此，炒作资本将难越雷池半步，鱼龙混杂的交易市场即会肃清。

    其次，一些地方已经意识到了政策性住房供给的必要性，推出了限价房、也重新规划了保障住房用地，但还需要拿出更大的魄力。要改变那种将90%以上的土地拿去建设商用物业的历史，如果能够拿出50%或更多一些土地来建设政策性住房，供需结构断档立时便可衔接，房价“疯涨”引发的一系列矛盾亦可缓解。

    最后，对于囤积房源和土地、肆意哄抬价格的市场操纵行为，政府没有做到惩前毖后，大多是一罚了之，这无疑是一种纵容。要制定严格的市场淘汰机制，让那些在市场里设置阴谋的人付出代价，一旦发现劣迹便将之驱逐出局，永远不能进入市场，以此树立调控权威，确保信息传导机制顺畅。

    更为重要的是，欲使信息传导无碍，政府主管部门自身要做到透明、公开，及时将自己掌握的真实信息多渠道披露，广而告之。一切不实信息所以出炉，最终的根源就在于主管部门自身的不够透明，这一源头环节必须理顺。

    这些办法均是简便易行的，若照此行事，遏制房价“疯涨”是指日可待的。要清楚一点，政府是从来都管得了房价的，当然前提是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严重危及了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健康。

    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在高房价前无可奈何，当资产泡沫在加剧贫富分化，当金融体系在房地产漩涡中越陷越深，相信政府对房地产业的“真正调控”一定会破茧而出，而现在似乎是时候了。（厦门大学不动产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章剑锋）